停下脚步,审视科研如何对接应用

发布日期:2015-05-15

2015年05月15日 来源:上海科技报 头版 作者:耿挺

1998年,黄薇参与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组建工作,随后直接参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1%项目”,成为我国基因测序科学研究的“开路者”之一。2012年,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黄薇力图把科研成果变成临床应用,直接造福病患。

记者:此次产研院与肿瘤医院的合作有什么样的内容?

黄薇:肿瘤是人类生命科学与医学一直以来的研究重点。10多年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始终保持着与肿瘤医院的合作关系。我们会与医生一起探寻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科学问题。

在生物医学转化应用中心成立后,双方不仅要弄清楚那些科学问题,还要考虑是否能把现有成果加以完善,直接应用到病人身上,帮助病患解除痛苦。

“创新伙伴计划”就是产研院、医院一起进行转化应用的创新。第一个目标是乳腺癌。引起乳腺癌的原因非常多,因人而异,而治疗方法和药物也各有不同。有些人需要像安杰丽娜•朱莉一样采用手术方式预防乳腺癌发生,有些人则只要进行保守治疗。

我们将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兼顾中国临床特殊性,通过精准的基因诊断,剖析每一例乳腺癌的具体情况,实现对病人的精准区分,再对症下药,从而实现对乳腺癌的个性化医疗。

记者:从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到生物医学转化应用中心,对你来说有何不同?

黄薇: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是我国基因组研究的“国家队”,我们建成了国际领先的技术平台,组建了一支科研队伍,聚焦国际前沿的科学问题研究。这些年来也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中不乏《自然》《科学》级别的论文。

与此同时,南方中心在最初布局时就围绕医学、临床进行切入,将其作为科研落脚点。这使得我们能够“顶天立地”——“天”指的是前沿科学的科研成果,“地”指的是临床医学问题。生物医学转化应用中心就是为了“立地”而成立的。

其实,我们科研的目标是为了治疗疾病。在了解疾病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快,常常会忽略初衷。从南方中心到转化应用中心,就是让我停下脚步,思考为什么要做科研,思考我们取得的成果是否能够对接应用,思考在对接过程中还缺点什么。

记者: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黄薇:最难的一关是自我定位。原来做前沿科学研究的动力是好奇心,是我对科学的兴趣。现在要收回好奇心,静下心来做成果应用,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反省的过程。在前沿领域获得新的发现,发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我而言是一种价值体现。但我也听到了来自社会公众的质疑之声:国家花了很多钱,科研人员发表了很多论文,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将科研成果落地,让更多人获得科学发展的福利。这在医学领域尤为重要。所以,我选择了从前沿科研转到应用技术研究。

其次是技术上的难度。前沿科学研究有延展性,是你不断向未知领域发起冲击,就好像一直在向山顶攀登。转化应用研究,需要你调转方向,沿着上来的道路向山下走,同时还要向道路两边的莽林迈进,趟出一条新路。在莽林中开出一条新路会遇到盘根错节的树木,做转化应用也要攻克各种技术壁垒。我常常要“委屈”自己做一些不熟悉的技术,但这是必须要走到路。我也有勇气接受新领域的挑战。

最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管是做前沿科学还是转化应用,都要投入100%的精力,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想要两者兼顾,两者都做不好。如今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合适的人停下脚步。

记者:做好转化应用,是否能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打造沪版华大基因?

黄薇:我与华大基因那些人很熟,一起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1%项目”。 我不认为上海能孕育出一个华大基因。华大基因的诞生源于深圳的土壤,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化。上海的基因组研究走的是精细路线,科研更深入,规模不大,商业模式不明显,这与上海的土壤息息相关。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没有必要照搬其他模式。这就如同人的基因一样,从来没有两个拥有一模一样基因的人存在。疾病治疗开始了基因个性化历程,每一个城市也有自己的个体化基因,上海要找到自己的“城市基因”,找到自己的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