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争朝夕快马加鞭建科创中心产研院推“创新伙伴计划”,张江启动国际人才试验区,高校加快建设一流大学

发布日期:2015-03-09

2015年3月9日   来源:解放日报  01、04、08版    记者  俞陶然 彭德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团参加审议时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总书记的这番话,令上海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

根据计划,今年市委“一号课题”将在5月形成完整方案。目前,参与课题研究的各单位经过前期调研,已有许多初步成果。大家表示,将只争朝夕、快马加鞭,进一步以问题为导向,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探索寻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方法,形成扎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推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消除科技创新“孤岛现象”

“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总书记的讲话,让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石谦十分感慨。

石谦说,产业链和创新链有不同的规律,前者追求快速复制,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价值;而后者追求原创性,只争第一不做第二,对复制缺乏兴趣。如何把这两个“链”结合起来?应以产业为牵引,使创新链有效地部署到产业链中,产生协同效应。如果这方面工作不到位,就会出现“孤岛现象”——科研成果无法进入产业链,成为一个个碎片化的“孤岛”。

上海产研院推出了“创新伙伴计划”。所有项目,都是上海产研院与企业共同商讨、反复提炼后确立的,体现以产业为牵引的导向。立项后,上海产研院与企业各选出一批研发人员,组成合作团队,开展项目攻关。石谦说,“我们要推动的不是传统的科研项目,而是市场化项目,创新成果要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市场价值。”

上海产研院已开展数十个“创新伙伴计划”合作项目,“3D打印应用”就是其中之一。该院围绕企业、医院等3D打印用户的需求,搭建平台,与企业合作研发设备,并组织高校专家研发新型3D打印材料,使之与设备相匹配。如今高校的材料研究成果已具备了产业化条件。

张江全面启动国际人才试验区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总书记的讲话,令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曹振全感到振奋。星期天,他和同事们都在加班研究市委“一号课题”的分课题,其中就包括“张江示范区建设国际人才试验区”。

曹振全表示,课题制订的政策方案,将使更多国际一流人才愿意来张江发展,同时让更多本土人才拥有国际影响力。这套正在起草完善的方案,拟提出13类政策创新建议,包括:简化人才引进审批手续、技术移民制度试点、加大力度的股权激励试点、人才创办企业资助、产学研机构人才双向流动试点等。

据透露,为了集聚高端国际人才,张江示范区将重点引进新兴产业细分领域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争取先行先试海外人才离岸创业基地建设,选择条件成熟的园区建立离岸创业基地,为海外人才离岸创业提供平台。张江还计划设立海外人才联络点,依托国际猎头公司,面向全球集聚世界一流的高端人才。

为了提升本土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张江示范区正在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吸引高层次人才领衔开展先进技术研发应用的国际合作,对转化国际前沿科技成果所需的中试、试制和示
范性应用给予资助。

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园区管理人才也不可或缺。张江高新区管委会正在制订园区建设管理人才的海外培训计划,将与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和著名大学签订人才合作培养协议,遴选懂外语、高素质、有潜力的园区管理骨干和公共管理人才到境外培训和挂职锻炼,提升园区管理人才的国际化水平。

根据“两步走”时间表,从2015年至2017年,张江示范区将初步建立和理顺国际人才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全面启动建设国际人才试验区的各项措施;从2018年至2020年,将基本建成国际人才试验区,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和人才战略高地。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脚步更急迫

“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等领域,应更加积极,做出应有贡献”,复旦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金力说。目前,复旦拟针对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需求,启动一批国家和上海市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如:面向移动智能终端、云计算、网络通信、物联网、大数据等重点领域的应用,研究高集成移动智能终端芯片,可穿戴、智能家居芯片和信息安全芯片等关键技术,实现新型、特殊器件在高端、专用领域的开发应用;建立面向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下一代大规模应用的特色工艺,确立国内领先工艺研发和生产水平。

对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否则创新可能成为无本之木。金力指出,纵观全球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创新中心,都有一所或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创新驱动力之一,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也更加急迫。

采访中,多位高校教授表示,在立足自身创新的基础上,大学可以更好地汇聚海内外创新资源。如上海交大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国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联合承担“超大城市的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案”项目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共建“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发中心”;何志明院士课题组获得美国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正式立项;“生物代谢与发育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通过教育部立项建设论证……与世界各国开展实质性重大科研合作,进一步提升学校国际科研合作能力和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放大上海的城市创新影响力。

让创新创业者减少畏惧感

——代表委员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二)

特派记者 张骏 傅贤伟 谈燕

访谈嘉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委主任 寿子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

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             金东寒

培育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火花

记者: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种创新的“土壤”包含哪些要素?

寿子琪:创新创业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应包括认识、心理、基本技巧和环境等要素。从认识上说,全社会要有一种共识,不要把创业“成与不成”看得太重,不要强调为创业而创业。创业成功最好,即使创业不成功,创业者在为人处事、社会阅历、性格意志等方面也会经受历练,变得更成熟。就创业心理来说,要让创业者保有兴趣,减少畏惧感,让他们觉得创业风险比较小。这方面政府可以有所作为,比如我们正在做的“创业苗圃”,让创业者在无成本、无风险的情况下先来玩,“创客”、“车库创业”等也是在玩的过程中产生的。

现在我们对创新创业想了很多方法,但很少考虑“源”的问题。其实,创新创业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做。有了氛围,创业者才会热血沸腾,这是最基础的“火花”。缺创业技能可以教,缺资金可以有资本跟进,如果没有创新“火花”,政府部门那桶油浇上去也燃不起来。深圳的创业氛围就很好,在那里,扫地的、做工的都有做老板的梦想。

金东寒:说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都会想到美国的硅谷。在硅谷,每年新诞生企业13000家左右,每年淘汰企业10000家左右。尽管淘汰企业处于高位,但创新创业者接续不断,而新诞生的企业会吸引新的创新要素,释放增量活力,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剖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硅谷的创新创造支撑体系、环境氛围臻于成熟。在那里,创业者可以找到所需的各种创业资源,项目、风投、人才,以及法律支持、企业管理咨询等配套服务,不仅创业活动得以便利化,也明显降低了创业成本。

硅谷还拥有冒险精神、宽容失败、尊重能人、合作共赢等独特的创新文化。其中,独特的创新文化和公认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关键。正是这种独特的创新文化以及社会价值体系,为构建硅谷灵活的创新机制、汇聚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促进科技创新迅速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让各种要素“化学反应”

记者:上海一直被追问为何出不了“马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寿子琪:我们不必纠结于一些既成事实,要研究的是将来谁会取代“阿里巴巴”、“华为”等行业龙头,要有前瞻意识、提前布局,当然也要对我们创新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上海创新创业总体是有优势的,创新资源相当集聚,开放度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反映在环境方面,全社会包容开放的创新氛围存在不足,各类专业化知识服务机构和服务人才总体缺乏,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的方式和途径有待拓展,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尚待提升,创新软环境还不尽如人意。

金东寒:在我看来,我们有些政策导向并不适应创新创业活动的规律。比如,马云并非毕业于知名高校、偏科严重,如果按照“积分制”管理的要求,根本进不了120分的范畴,更谈何作为引进人才直接落户。如何让真正有梦想、有行动力、有执行力的创新创业者进得来,我们的政策必须遵循人才发展的规律进行调整。

记者:这些问题怎么来解决?

寿子琪:政府需要做好经济制度设计,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符合社会需求的创新产品,“不打折扣”地被社会接受。对创业企业也好,对其他企业也好,都应该采用通行规则。对刚起步的创业者或者中小企业,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引导和支持,譬如在政府采购中,应更大程度采购小企业的产品,哪怕有点小小风险,哪怕不是很成熟,也要对创业企业给予支持。政府还要为创新创业搭建平台。我们现在需要搭一些非研发类的服务平台,比如技术转移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创业孵化器、公共服务平台等。我觉得,创新创业最好的环境,就是人人都来玩,人人有收获。而最坏的环境是:人人都来玩,人人玩不转。

金东寒:毫无疑问,建科创中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也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和综合协调作用。特别要重视吸引创新要素集聚,并要有一套制度体系,促使这些要素有机结合,发生化学反应,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持良好公平的市场秩序,发挥政府采购的市场牵引作用,并努力改变侵犯知识产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不合理局面。

职能部门重心需往前移

记者:我们发现,过去对科技创新“求大”、“求快”,创新扶持对政府部门来说,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政绩感”。

金东寒:政府有怎样的“政绩观”,确实影响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环境的形成。有的企业,不把主业放在创新研发上,而是看哪里有投资机会就“一窝蜂”拥上去挣快钱,当地政府为了引大项目体现政绩,不看企业是否真的有创新能力就给予配套政策支持,结果越陷越深。必须转变政绩观导向,落实到具体的政府投入方式上,必须进行优化,确保资源向创新做得好的企业集聚。

寿子琪:过去政府有一些点球式、供给型、攀比型政策,这些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现在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催生了一批如研发外包、专业平台、孵化投资、创客组织、专业技术转移服务等新型服务机构,他们为企业搭建资源平台。职能部门需要将工作重心再往前移,扮演“天使”角色。比如将创新资金扶持对象前移至成立五年内,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内的高科技企业,甚至还可以前移至成立2年内,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的创业企业。创新创业重在前期,然而此时企业最缺乏支持,政府就该在此时伸手扶持,虽然不会出彩,也要提供帮助。

记者:服务移向前端,收获交给市场,政府部门会不会有“失落感”?

寿子琪:不应该说是失落感,应该是政府职能的回归,回归到政府正确的行政行为上。创新创业,政府需要“放”,比如在体制机制上,需要简化和促进技术类无形资产交易、放松新兴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等,再如对“四新”经济,政府不要忙着去作界定、设置限制,新生事物要看其本身的合理性,而不是用原有的规则去对待它。政府要“放”,就要把更多事务交给社会力量参与。最近我们支持建设了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不设机构、没有编制,市场化运作,就是一种尝试。(北京3月8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