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上海提出了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殷切希望，这是习总书记既要求上海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之后的又一个新愿景。对上海而言，未来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产业竞争力全球领先的城市。上海科学院、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对如何提升上海制造业创新能力的问题一直予以高度关注，我们于8 月15 日举办了第六次“金桥产业技术创新会议”，组织产学研各界专家讨论就“产业创新战略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题开展了探索和讨论，同时我们自己也进行了广泛调研和深入思考。在综合专家意见和我们自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观点和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

一、为什么做？

——制造业不强，科技创新中心犹如躯体缺乏骨骼，无法支撑和直立。

上海是我国传统的工业重镇，拥有非常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高素质的产业人才队伍，上海制造的产品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风靡全国、供不应求。

但进入新世纪，新一轮产业革命下，我国正处于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对技术、市场的封锁和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生产成本承接国际转移的“双向挤压”。《2008--2014 中国制造业500 强研究报告》显示，2014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 强的利润率仅为2.7％，远低于世界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并且是2009 年以来最低水平。

上海的固有比较优势也在逐渐丧失。根据上海大学专家对上海产业中间化程度的研究结果，上海工业制造近年来呈现出“中间化程度加剧、附加值低”的特点，意味着上海的工业制造从覆盖产业链全环节转向专注于中间环节，如生产零部件设备，但又未能达到专注的目的——提升附加值，如对核心零部件制造的掌控。也就是说，上海既没能做到依靠提高中间环节的附加值来控制产业链，原本较完整的产业布局又面临被肢解。比如，上海集成电路装备在研发、制造过程中的配套支持，多数依赖国际合作，与本地集成电路设计、工艺研发缺少联合。区域集成电路设计、工艺研发主体，特别是非尺寸依赖的设计和工艺研发主体与本地集成电路装备研发脱节现象比较突出。现有的集成电路装备企业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互信、互利、互惠机制不强。另一方面，与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相比，上海高技术工业产业发展近年来一直“大而不强”，产值总量大但经济效益不高。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在总产值、出口产值、产值增长率方面均明显高于北京，虽然产值利润率也稍高，但利润率总体上是下降的，由2000 年的9.18%，下降到2012 年的3.06%。2010 年，上海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平均主营业务净利率为7.82%，低于全国8.21% 的平均水平。

在今天和未来，制造业仍是上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制造业不强，科技创新中心犹如躯体缺乏骨骼，无法支撑和直立。在这个意义上，提升上海制造业创新能力，其意义不言自明。

二、谁来做？

——要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需大企业与小企业协同创新。

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也是产业竞争主体。据统计，2012 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772 家（其中内资企业5407 家，港澳台及外资企业4265 家）；上海经济结构以国企和外企为主，大企业在产业竞争力提升、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举足轻重。上海中小微企业有38 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9.6%。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上海科技创新体系中最具创新活力和效率的一部分，是上海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即使在跨国大企业云集的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作用也引人瞩目。如，德国经济的核心是中小企业，其产值占到德国经济总量的80% 以上，很多小企业是该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美国中小企业创造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新技术在数量上占美国的55％以上，中小企业人均技术创新量是大企业的2.5 倍，小企业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比大企业要高出150%。

但现在上海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有大企业对本土创新的有效需求不足。国企创新活力不足，一方面与现行体制机制有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还有其他重要原因，比如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本土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弱 等。

本次金桥会议上，有专家谈到：上海交大、复旦和航天八院曾经有几个著名科技企业家，最后都因为贪污受贿进监狱了，可能就是激励问题没有解决好。很多国企老总宁愿引进一条国外流水线进来，明天就可以挣钱，因为创新需要时间和投入；而且一旦成功之后，很多企业一哄而上纷纷仿制，维权成本又很高，打击了企业原始创新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因本土创新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及其能力培养。据2012 年普华永道的调研报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5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 年相比相距甚远。越来越多的企业重复走着“一年发家，二年发财，三年倒闭”之路，能做强做大的企业寥寥无几。更有甚者，稍做大上市之后，便转向房地产，制造业主业逐渐被边缘化。

总体而言，相较于德国、美国倡导的工业4.0 或CPS，我国的制造业还处于提升质量、控制成本的自动化初级阶段，在制造业跳跃式发展的几十年里，忽略了对制造细节的领悟，产品容易大而粗，不容易精而美；容易提供产品，不容易提供服务。

三、怎么做？

——形成一个大企业与小企业互补合作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上海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关键之一。

企业合作创新生态系统，一是大企业与小企业在地理上集聚，在龙头企业的周边地区集聚着一批为之提供研发、检测、中试、基础原材料和零部件等服务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二是价值链完整和开放，除了直接或间接与研发相关的组织，还有一系列专业的服务；三是人才队伍技能多元化且相互联系密切，在交流中产生创新火花；四是资金充足，有成熟的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家。

3.1 激发大企业对本土创新的有效需求

激发国有大企业的创新动力，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一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变企业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二是通过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分配机制，三是继续健全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国企领导人考核方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体系，四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竞争增强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杠杆、信息指导、促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集中化等方式辅助建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体系，让大企业能够包容和支持周边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促进上海本土中小企业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制定优惠政策引导中小企业依托本土龙头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专利，开展特色和优势技术研发，成长为高能企业，与大企业形成互补的价值链。

3.2 鼓励小企业专注一个领域做精做强

对德国企业有着深刻认识的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全球高级合伙人刘文波说：“很多德国家族企业，100年来就做一件产品， 并且把产品做到极致。” 如：Klingelnberg 是铣齿和磨齿机床的全球领袖，RUD 是工业用链的全球领袖，Kern Microtechnic 是微型零件加工的全球领袖。刚刚荣获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中村修二，其发明蓝光LED 也是在日亚化学这样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里完成的，但经过多年的坚持，日亚化学目前已经成为锂电池正极材料全球知名企业。

可见，小企业也有大作为。政府应积极引导中小企业树立稳健、踏实的经营风格，专注于企业核心技术领域，为成长成为知识与技术密集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对各种创新要素配置能力和巨大扩张力的“高能企业”奠定扎实基础。一是鼓励和引导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从企业对用户（B2C），尤其是企业对企业（B2B）的细分市场入手，通过提供技术路线图、产业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等举措，加强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二是加强企业对制造过程更深的认识。通过各种培训、经验交流与合作开发活动，推动企业加强生产工艺改造、加强对未来智能互联生产方式的研究，积极部署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三是引导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和完善产业链。鼓励上海企业推进本土品牌发展，在研发上加大对未来技术研究和下一代产品开发的投入力度，掌握产业链主动权；主动组建从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到售后等一整套环节，覆盖产品、服务以及基础建设，增加对高附加值服务要素的需求。

3.3 创造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公平是有效竞争的保证。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是鼓励企业创新的内在要求。在本次金桥会议上，不少专家提到这些年来，国内包括上海的高新技术园区都愿意求大，恨不得以各种优惠政策把世界500 强企业都请过来。如此下去的结果，是遏制了本土企业的发展，而外资企业对本土创新的溢出又极少。

一是制定平等的市场准入规则，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在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投资融资、企业上市、产权交易、信息获取、人才引进等方面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二是针对企业研发项目的产业化进程打造分阶段资助专项计划。对企业研发项目采用周期化支持，在基础研究和试验开发阶段，采用较低的项目资助额度同时加大项目受惠面，重在鼓励多元化技术路径；在中试和样品研究阶段给予最大的资金支持，重在帮助项目顺利走向商业化；在商业化阶段给予最低额度的资金支持，引导企业探索贷款、融资等多元化的资金资助方式，重在产品的推广和商业化价值。三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存发展。发挥市场机制对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企业参与创新决策、科研组织和成果考评等环节；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创新、统筹体系、规范监管的功能，引导产业体系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四是做好产业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瞄准行业需求，致力于解决基础研究成果向企业转化的中间环节的技术问题，推动应用技术的研发，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